本报记者 刘博智 柴葳
说起这些年职业教育的变化，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恒代表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分享了一个故事。
“有一年我们在南疆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看到当地很重视职业教育，很多维吾尔族学生在职业学校学习。但是他们在职业学校学习的技能好像在当地还没有类似的产业能够支撑，也就产生了一个学了以后怎么用、怎么实现人生梦想的问题。”
去年，吴恒在北疆调研，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北疆一些企业，把在南疆进行过专门培训的职校学生引到企业里来，这些学生通过他们的技能实现了人生梦想。”在他看来，职业教育也是脱贫攻坚不可或缺的支撑。
今年两会期间，职业教育的讨论热度似乎不如往年那么高。难道是职业教育不受关注了？答案是否定的。在代表委员们看来，职业教育已经从坐而论道走向攻坚克难。现阶段发展职业教育，已从分析问题、寻找对策，转移到具体落实推进法规政策上。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源自哪里
3月4日，几位来自临沂的山东团全国人大代表聚在驻地楼下，开起了代表茶座，把自己今年的建议拿出来“晾晾”。
“我就是技校毕业的。啊，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听到临沂市技师学院机械装配与维修系党总支书记夏兆纪代表说起技工学校毕业生就业碰壁的问题，张建伟代表过来插嘴道。张建伟是临沂新江泉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热电事业部综合检修专工，前几年，他准备报考高级工程师，却被一条“大学本科学历”拒之门外。
遇到同样问题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杭州技师学院青年教师杨金龙的学生。“高技能人才在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考中受到制约，甚至在一些企业的职务晋升中，也只承认全日制大专院校文凭。”杨金龙说。
为此，杨金龙建议科学调整人才的社会准入及发展机制。在国家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考等条件设置中，将技师、高级工等明确写入报考条件，和本科、专科等学历享有同等的竞争机会。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相应政策，规范单位企业用人，明确高技能人才在职务晋升、职称评聘中享有同等学力的权利。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建国之初，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曾激励无数人才投身生产一线。“现在，好多家长都不让子女到车间一线干操作岗位。”身在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豪迈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火花科研组组长王钦峰感慨道。
王钦峰说：“现在的焊接岗位认可度越来越低，学校焊接专业招生难，企业焊接岗位招聘难；选择钳工、铸造工等岗位的人越来越少，供求关系严重失衡。”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杨金龙带来了一组数据：“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1.65亿人，仅占就业人群的20%，其中高技能人才4971万人，不足就业人群的6%，而在日本占比为40%，德国更是高达50%。到2020年，全国高技能人才缺口将达2200万人。”
在“中国制造2025”连续3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背景下，该如何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高友东认为，不能只盯着学校，眼睛要向外看。他建议，建立国家统一的职业信息库、职业能力标准和职业资格制度。建立职业教育健康发展一系列外部配套制度，形成行业组织、企业、职业院校共同参与人力资源需求调查的常态机制。
高友东说：“我们要建立国家统一的职业能力标准和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促进职业教育的育人标准、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劳动者的能力认证标准的衔接和融合。要为各种职业建立自己独立并行的职业上升等级和阶梯，使所有的‘蓝领’具有与‘白领’同等的被认可的社会贡献。”
“我们为什么不能打造一批职校中的‘北大’‘清华’呢？”全国人大代表、武汉第二轻工业学校数控中心主任禹诚建议，建设一批职教体系中的名校，为大众提供高端职业教育服务，形成中国职教高端品牌，可以大大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改变广大家长和学生对职教的曲解。
企业职校的“蜜月期”何时到来
每年毕业季，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常常因为“给不出”学生而受到埋怨：“我有一个生产数控机床的企业家朋友，2017年10月就跟我打招呼，想从学校多招几个机械专业的学生，可该专业的学生当时已经全签约了。”
职业教育的高就业率令人欣喜，但是王红军也有忧虑：“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高就业率与低就业质量的矛盾。”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胡卫认为：“职业院校对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当地产业经济发展不够了解，而用人单位对院校人才培养参与度不够，未能在专业设置、课程配套方面起到足够作用。院校培养的人才不能够满足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从而导致就业质量偏低。”
校企合作，是解决职业教育质量问题的一条路径。
近日，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提出建立“校企主导、政府推动、行业指导、学校企业双主体实施”的校企合作机制。由“政府主导”转为“校企主导”，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化，对未来校企合作的走向将起到引领作用。
不过，也不能总是让职业学校用“热脸”去贴企业的“冷屁股”。全国人大代表、威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海波反问一个问题：“既然企业接受学生就业，是职业教育的直接受益者，为什么培养学生的成本都是由政府和学生个人承担呢？”
目前，公办高职院校的培养成本由政府承担约70%，由学生个人承担约30%。在张海波看来，这也是学校企业关系不够“甜蜜”的原因之一。“虽然企业通过缴税间接承接了人力资源成本，但这种成本分担并不均衡，企业在此过程中感受不到分担培养成本与获取收益的关系，因此缺少参与职业教育的直接驱动力。”张海波说。
张海波建议，建立企业集体出资提供人力资源技术提升经费的制度。“一方面，在企业的应缴税收中，单独核定一部分作为职业院校经费，该部分费用按照企业接收应届毕业生的数量，由收费机关直接拨付给培养院校。另一方面，实行培养成本返还，对直接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企业，给予鼓励和帮扶。”
“企业在技能人才招聘、用人等方面与大专院校信息沟通不畅、联系不紧密。”全国人大代表、中航工业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汉中飞机分公司航空部件厂工人赵平建议，建立校企之间信息共享平台。学校培养专业与企业所需专业共享，企业发布所需专业信息，学校按信息要求设置相关专业，建立起“订单式”人才培养新模式并形成对接，校企联动培养技术技能人才。
学校企业的“二人转”能不能跳得起来，不能光是双方看对眼，政府这个“媒人”也很关键。
既然职业教育是跨界教育，那自然是一块交叉地带。高友东说：“这就需要解决政府部门之间管理职能交叉和空白问题、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责任和途径缺失的问题。”高友东建议，要组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统筹教育行政部门、劳动人事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及企业的相关资源，实现人力资源培养和使用的综合配置、协调发展。
职业教育如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
“新生代的农民工，比起土地，更熟悉的是遍布灰尘的工地。”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全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全收认为，乡村振兴应该培养职业农民。今年两会，他提出了《关于培养职业农民为乡村振兴留住人才的建议》。
在张全收看来，培养职业农民不仅解决了“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更能解决“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张全收说：“在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机制上下功夫,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参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激发农民提高种养殖技术的内生动力。”
“我是农村泥瓦匠出身，深谙掌握一项技能的重要性。”全国政协委员、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连续5年两会提案只字不提房地产，专注于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杨国强在提案中建议，推动校企联办，实现精准就业，国家应当出台政策，支持鼓励有条件的行业龙头企业办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对于贫困家庭学子习得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从而快速‘挪穷窝’‘拔穷根’‘摘穷帽’十分关键，也有利于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应成为教育精准扶贫攻坚战的重要内容而优先考虑并重点发展。”全国人大代表、江苏万顺集团董事长周善红说。
周善红认为，应采取包括提升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办学能力、加快区域性公共实训基地建设、按照当地产业发展实际加大实用技能培训力度、鼓励贫困地区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办学等一揽子措施，加快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努力培育符合贫困地区产业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针对一些地方高职院校出现的招生难问题，周善红建议，逐步加大发达地区高职院校招生计划向中西部贫困地区投放力度，同时采取更加优惠的扶持政策吸引和鼓励贫困家庭子女到发达地区接受高职教育、鼓励发达地区企业接收中西部贫困家庭学生就业，真正做到精准投放招生计划、精准接收贫困生源、精准落实当地就业、精准实现家庭脱贫。
本报北京3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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